文/刘保

脑子里总是呈现姥姥安静、慈祥的面孔，她淡淡的眼神里充满着期待。

姥姥是一位既默默无闻、又普普通通的老人，以至于家里人们大都不记得姥姥的出生年月，就连母亲也不记得。然而，她是最值得我怀念的老人。

姥姥和我们一起生活14年，年至年的8年和年至年的6年。这14年，正是我们兄弟妹妹五人成长的关键期，也是我家的生活处于最艰辛的阶段。国家不安定，家家户户都困难。

姥姥不识字，没有文化，连一个正式名字也没有，只知她姓吴，年出生，年去世。

母亲把姥姥从遂平老家接到汝南，办户口的时候，那个办事员看到姥姥成分高，阴阳怪气不想给办，母亲对那办事员说：“手续都齐全，证明信都盖着国家的公章，你为啥不给办？“那办事员没有理由，就又刁难母亲说：“只能办半年的。”意思是户口有效期半年。母亲心想，半年就半年吧，你先给办了再说。那办事员问：“你母亲叫什么名字？”母亲来不及思考，随口就回答说：“叫曹秀英。”就这样，姥姥有了名字。

我问过母亲，姥姥怎么连个名字都没有？母亲说：“过去女人地位低，没名字并不稀奇，我的几个姨也没名字。”母亲说：“开始叫曹吴氏，后来我给她取的名字叫刘曹氏，办户口时，由于匆忙，没多考虑，我临时又改为曹秀英，从那以后就一直叫曹秀英。”

打我记事起，就不知道姥姥姓甚名谁，只知姥姥就是姥姥，姥姥既是我母亲的母亲，又是我家年纪最长、最应该尊敬的人。

姥姥名字的变化，有其内涵。曹是我姥爷的姓，刘是我父亲的姓。姥姥名字的变化，可窥见社会的变迁和我家的情形。

户口意味着口粮，有户口就饿不死人。年，家在信阳，我刚两岁，母亲曾想把姥姥从老家迁来，帮助照顾年幼的我们哥俩，因不够条件，没敢把这个想法提出来。后来，母亲看到她的同事（和我家又是邻居）把自己母亲的户口从农村迁到了城里，医院领导提出自己的想法。医院领导说：“你跟她不一样，你不够条件，她的丈夫是市委宣传部长，你不是，所以不能办。”那时反右运动不久，形势很不平静，我父亲又被派到上蔡县农村蹲点，怕惹出什么麻烦，母亲就没再提办户口的事。户口迁移，尤其是农村户口转到城市，历来就赋有很大的特权。

年，我家从信阳搬到汝南，姥姥就跟我们一起生活了。那时，我家住在县防疫站家属院的一座门朝南的大房子里。我4岁那年冬天，天气寒冷，我用菜刀砍劈材，不小心把手指砍断，顿时鲜血直流，疼得我哇哇大哭。姥姥看见后，心急如焚，小心翼翼拿着那断掉的指头，用手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止住血，医院，医院附近，很快就找到了母亲。母亲是妇科大夫，看此情景后，她毫不犹豫实施外科手术，断指再接，由于救治及时，那断指再接成功。

疼痛是留给人的记忆最深的东西，因此，姥姥留给我的印象最深。我念大学后，一次去二姨家看望姥姥，她让我坐在她的床边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的手都好了吧？”她的脸上露出很心疼的样子。二十多年了，姥姥没有忘记当年的情形。

姥姥个子不高，皮肤白皙，长得端庄秀气，干干净净，一双标准的三寸金莲小脚；平时，她头上喜欢顶着一条淡蓝色条纹的手帕，姥姥不爱讲话，说起话来，低声细语，总是笑眯眯的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温婉又慈祥。现在，一闭眼，我就能想象出姥姥那温存慈祥的样子和她讲话的声音。我小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，姥姥就像一座山，是家的依靠，每当我从外面玩耍后回到家，没进门就大声喊：“姥！”姥姥答应了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姥姥对家的重要作用无法估量。长大后，我就更加懂得，“家有老是个宝”的道理。

姥姥是一位心底非常善良的人。60年代初，国家经济状况很不好，吃不饱饭是个大问题。我小的时候，家里经常遇到要饭的。记得有一次，家里来了三个要饭的，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，穿得破破烂烂，她们怯生生走到我家门口，手里捧着饭碗，哭丧着脸说：“给点吃的吧。”母女三人十分可怜。姥姥从屋里拿几个馒头，放到她们的碗里，很怜悯地小声对她们说：“快吃吧。”她们接过馒头，连忙跪在地上给姥姥磕头，那情形令人动容。

又有一次，要饭的来了，我学着姥姥的样子，也从屋里拿了一个剩馍给人家，姥姥看到了，急忙出来，把馍要了回去，又换了一个馍给人家。那要饭的双手作揖，一个劲地道谢。要饭的走了以后，姥姥对我说：“你给人家的是剩馍，吃了怕她拉肚子。发霉的馍别给人家吃，咱吃啥也送给人家啥！“听了姥姥的话，我才明白，对待要饭的人要像对待家里人一样。家里来了要饭的，姥姥从来没有赶人家走，都要给人家拿东西吃，有时遇有小孩，姥姥还把袜子和鞋送给人家。这些情景，我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

姥姥一生勤劳、节俭，又爱干净。姥姥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她总是戴着老花镜，盘着腿，弓着腰，埋头坐在床上做针线活。我兄弟、妹妹五人，衣服、鞋子、书包都是姥姥一针一线做的，姥姥整天不拾闲儿，鞋一双接双地做。我问过姥姥，为啥天天做活儿不歇一会儿？姥姥不停手上的活，笑着说：“就这不拾闲儿的做还供不上你们穿呢！”

姥姥的针线活儿很精致，针脚深浅长短就像缝纫机做的一样都是一个标准，我母亲经常夸赞姥姥的针线活做得好。我记得，在我学打乒乓球的时候，让姥姥给我做一件短裤，裤腰缝了三道皮筋，穿起来很好看。我穿上新短裤，来到学校，同学看了都问是在哪买的，根本看不出来是手工做的。从小学到中学，我没有买过鞋，穿的都是姥姥亲手做的布鞋，样式好看，鞋底纳得很结实，穿上合脚，又耐穿。

过去没有钱买布做新衣服，我们几个孩子穿的都是两个姨家孩子穿小了的衣服。有一回，家里买了一些装化肥的尼龙袋子，姥姥把它洗干净，然后染上咖啡色的颜色，给我们做衣服穿。衣服做好后，穿起来很漂亮，尼龙袋子很软又很结实，一件学生服上衣我们穿了许多年。衣服不管新旧，姥姥总是让我们穿得干干净净。姥姥是个很讲究的人。小时候我们免不了玩耍，爬高上低，衣服破了，姥姥总是及时缝补，从不让我们穿着破衣服出门，更不会让我们把鞋穿破露出脚趾头。姥姥给我做的最后一双布鞋，我一直穿到高中毕业。

姥姥是个安安静静的人，可她的一生，却是生活在动荡岁月之中，没有过上太平日子。文革开始不久，父亲被打成走资派，被逼得离家出走。一天晚上，造反派一帮人，到家里向母亲要人，母亲交不出人，他们就要把母亲带走，姥姥奋不顾身，把母亲拦在身后，理直气壮地对那些造反派说：“她一个医生，医院给人家看病，你们把人逼走了，她怎么知道人去哪了！”弱不敌众，造反派们还是把母亲强行带走了。姥姥十分着急，赶忙吩咐我和我哥，跟着过去。我们哥俩腰里别上菜刀，追到学校，在一间教室，看见几十个造反派，手持尖刀，把母亲围在中间，咆哮着要母亲交代。母亲沉着冷静，无所畏惧。过了好长时间，造反派们见问不到结果，便把母亲放了。我俩赶紧接上母亲，小心翼翼护送着母亲回家。一进院子，就看见姥姥坐在门口焦急地等候我们。看见姥姥，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姥姥要回老家，老家早就没有了，亲人们天南地北，都不在家，房子早已归公，可去的地方，只有到姥姥娘家的两个侄子那里可暂时躲避。两个侄子在农村也很可怜，房屋破旧不堪，两兄弟曾靠拉弦子要饭谋生。姥姥到他们那里之后，大姨二姨便按月给姥姥寄钱寄粮票，逐渐地，他们的生活才有了改善，又修缮了房屋，这样，姥姥便安生下来。

后来，形势虽然有了好转，父母工作依然繁重，家里八九口人，仍需要有人照顾，穿衣做饭都需要我姥姥回来。于是，父亲要我和胖姐一起，乘车去遂平贾庄接姥姥回来。我们正上中学，最小的妹妹正上小学，姥姥回来后，我们的生活得到了照顾，一天三顿饭都是姥姥做，衣服鞋袜，仍然全包在姥姥身上。姥姥心疼孩子，有一口好吃的，也都留给我们吃；从来没见姥姥对我们发过脾气，遇到什么事，姥姥总是护着孩子。

姥一生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，但她吃苦耐劳，坚强不屈，养育了两代人。她的六个子女个个都念了大学，我母亲、二姨和四姨当了医生；大姨和小舅当了教师，大舅成为我国钢铁工业的科学家。她们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运动，没有躲过历次浩劫，但她们的晚年总算都赶上了改革开放，衣食住行有了保障，晚年生活得比较安宁。比起姥姥和父辈们，我们第三代的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物质充足，精神祥和，国家的发展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。

姥姥走，我不在家。四弟后来对我说：“咱姥走的那天下午，咱舅给我打电话说姥不行了，我赶忙从学校外科实验室拿了一个氧气袋，骑自行车赶去五中，刚走到舅舅家院墙头儿，氧气袋突然爆炸了，进屋一看咱姥也刚咽气。“真是天意不可违啊。好在姥姥无疾而终，没有受啥罪。姥姥勤劳，善良一生也该去天堂歇歇、和姥爷团聚了啊。

我没有忘记姥姥。在我的相册里，完好地保存着年国庆节前夕姥姥、奶奶、父母亲、大舅我们全家的合影照，还有一张姥姥85岁时坐在小舅家门前拍的照片，她那慈祥、沉静、坚毅的眼神永远留在我的心里。

（图片源自网络）

刘保，系农工党中央退休干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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